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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部分打工妹晚上兼职性服务 穿着厂服去坐台
 

  对于一些防艾基层监测人员来说,对外来工尤其是外来女工的监测关爱已十分必要。“监测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工厂女工白天上班,晚上从事一定范围的性服务,对这类人群的监测尤其困难。”宝安区龙华医院民治社康中心负责人说。

  11月20日晚10时许,记者来到龙华人民路附近,周围一些工厂的工人基本已下班。只有工厂保安还在厂门外巡逻,记者和保安聊起来。对于医务人员所说的“特殊”女工,一名自称姓张的保安显得并不陌生:“知道,当地人都叫‘厂妹’,她们都是年轻的小女孩,平时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有时才会做‘兼职’。”该保安说,“兼职”就是指性服务,“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她们只会和熟悉的男的一起出去,不会在夜总会或者发廊。”他说,这些女孩行动很隐蔽,白天正常上班,“别说男朋友,有时连同住的室友都不知道她们在做‘兼职’。”当地多位市民都证实了确实有工厂女工在晚上做特殊“兼职”,但因为她们一般只通过电话与熟人联系,这些市民都表示没有和这些女工接触过。

  在监测咨询医生的帮助下,晚上记者辗转找到了几名正在做“兼职”的工厂女工,与她们面对面接触。

  19岁的阿霞(化名)出现时,身上还穿着工服,她说刚下班,当天晚上知道不用做“兼职”,就没有回家换衣服。长相算得上清纯的她,怎么看也不像做“兼职”的。

  经过一番劝说,阿霞终于愿意接受记者采访。但回忆起自己做“兼职”的过程,她还是满脸通红,时常低头不语。

  她说自己是湖北人,家境还算不错。因为不喜欢读书,她今年春节初中没毕业,就随亲戚到深圳宝安一家加工厂打工。虽然很快在厂里认识了一个男朋友,但枯燥的工厂生活很快就让她不能忍受。今年9月她独自来到龙华,在一家工厂打工。她和另外两个女工友在附近租了套一房一厅。

  这家工厂月薪有1000元左右,加班1小时1元,周末干一天能挣6元。由于老家父母经济条件还可以,她下班后一般都在家里看书,感到闷时就会去附近卡拉OK唱歌。

  对于第一次“兼职”,阿霞不断强调和她亲密接触的男子是“朋友”。“工厂生活很闷,一个大我几岁的同乡姐妹一天晚上邀我一起到卡拉OK厅玩。反正没事,有得玩就去了。结果一去发现包间里有男有女。玩到高兴的时候,一个男人把我单独带了出去,开了间房……”她说,分手时该男子给了她200元。两人也互留了手机号码。

  此后该男子经常打电话约她,“都是晚上我下班后,一般都直接去开房,有时时间比较早,也会一起吃晚饭。”虽然该男子每次事后都会给钱,但阿霞一直很回避谈“钱”这个字眼,总强调“大家是朋友,我有困难,他帮我很正常”。而阿霞眼中的困难就是“没钱买漂亮衣服”,她说这个“朋友”每次都给三五百元。“这些事情你告诉男朋友了吗?你买了那么多漂亮衣服,男友没觉得异样?”“他很老实,平时不在龙华,也不和我住,不知道,而且也不懂衣服的价钱。”阿霞说,此后她的“朋友”越来越多,都是第一个兼职的“朋友”介绍的,这些男子都是30岁以上,大多是做生意的。“比起夜总会的小姐,他们说我更清纯。”阿霞说,她只和熟悉的“朋友”一起出去过夜,都是电话联系,直接开房。如果没人约她,她就在家里看书。一般她的“约会”比较多,“上周一个人最多给我打了8次电话,有时一晚好几次,”阿霞说,如果“约会”与男友的约会冲突,她都会推掉男朋友的约会,“他哪有钱带我出去玩?做兼职钱多。”“那为什么不干脆辞掉现在工厂的工作?”记者问。“有男朋友啊,不想他知道,还是喜欢他的。如果以后没有男朋友的话,也可以考虑干脆整天和‘朋友’出去。”阿霞说。

  开房时,阿霞很少想到这些“朋友”可能有病,“应该不会吧?”她说:“如果对方要求不使用安全套,我就不用,感觉也无所谓吧。”“知不知道什么疾病可以通过性途径传播?”记者问。阿霞摇摇头。对于艾滋病,阿霞表示虽然知道,但不知道如何传播,“开房也会传播这个病吗?”一些基层计生工作人员说,这些外来女工的打工生活很枯燥,因此会经不住诱惑,被人带出去吃喝玩乐,“说是交朋友,其实用钱惯了就开始从事性服务。”但因为她们有正当工作可以解决温饱,加上有男朋友,受到传统道德的约束,对“全职”从事性服务,既认为无必要,也有内心争斗。加上长相中等,做“全职小姐”生意未必好,就选择“兼职”。如果生活、感情有变故,她们很可能会走上“全职服务”的路。

  青菜1元,鸡蛋2元,夜宵2元,买那个(安全套)10元,羊胎素279元……这是一个发廊妹的生活日记内容。

  这名发廊妹叫阿红(化名),她通过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走到今天的全过程。她来自四川农村,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家有一个儿子和多病的母亲。

  因为要让儿子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她在2000年除夕夜,乘南下广东的火车到东莞,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因为老家妹妹要钱盖房子,她不得不向老乡借钱,因为无力还钱,老乡把她带到一家酒楼,让她坐台。“我没有衣服换,家里的衣服连厂服都不如。”就这样,“妈咪”让她穿着工服开始了坐台生涯。

  两个月后,阿红厂里有了订单,她开始白天上班,晚上去酒楼坐台。因有了坐台的收入,一年后她除了还完老乡的钱,还有4000元存款。但2003年元月,工厂老板多次去唱卡拉OK碰到她坐台,就这样她成了第一个因此被裁掉的员工。

  之后她虽然又在鞋厂找到了工作,但每天工作10多小时,就因为迟到一小时被罚90元,一气之下干脆辞职坐台。

  她再次去一家发廊做小姐。从那时起,她成为一名职业发廊妹。她说自己最怕染上性病和艾滋病,每次为客人性服务时,都会采取防预措施,给客人戴上安全套行事。

  “有一次客人不肯戴安全套,强行要求我做性服务,事后害怕了好几天呢。性病是我们姐妹最怕的事情,不过,我现在最欣慰的是没染上性病。”阿红说,对于艾滋病的防护,在原来做“兼职”服务时,基本不知道。“那时候白天要上班,晚上偷偷摸摸坐台,哪里有时间去了解这方面,”阿红说,即使有相关的宣传,“心里有鬼,担心被工友知道在外面兼职坐台,根本不敢看。到现在才有意识地注意防护”。

  深圳目前累计发现HIV感染者/AIDS病人383例,小丽(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她感染的途径是性传播,在感染之前,她在一家夜总会坐台。

  她说,因为老家父母突生急病,原本在关外一家电子厂打工的她四处借钱。债台高筑的她无奈之下,在债主的“介绍”下,在一家夜总会晚上“兼职”从事性服务。客人的小费,加上工厂的工资,让她看到了尽快还清借款的希望。

  但因为晚上“兼职”太多,她白天上班没精神,最终被老板开除。断绝了经济来源的她不得不再次到夜总会,“虽然知道艾滋病可能通过性传播,但有时客人坚持不戴安全套,为了赚到钱,满足客人要求,有时也不做防护,结果终于有一天我感到全身没力气。”小丽到监测点让工作人员采取了她的血样,初步筛查和最终确定都证明她感染了艾滋病毒。

  “我几乎哭了一星期,天天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市、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对我很好,不断鼓励我说这个病潜伏时间很长,只要注意身体不要破损流血,还说我可以定期到医院检查咨询。”小丽说,医生也经常跟踪随访她,并劝告她不要与他人有性接触。

  防艾“对这些外来女工,我们还是以关爱为主。”龙华民治社康中心负责人说,该中心今年共接受自愿咨询654人次,进行免费检测253人次,还多次组织监测人员和专家到附近大型工厂,向外来工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并接受他们的咨询。

  外来工对艾滋病知识普及的害羞心理,导致与监测人员接触时,多少持一种不积极配合的态度。

  不过,在龙岗区布吉一家工厂工作的女工王小姐却一直积极协助疾控和计生部门工作人员,向工友推广宣传艾滋病防控知识。

  “她不但自己向我们做这方面的咨询,还让工友们不要害羞,有问题积极向我们咨询。”当地监测点工作人员说,王小姐不愿意在媒体曝光,不过她本人一直是做正当工作的。王小姐表示通过媒体知道艾滋病防治形势还很严峻,多了解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不但对加强个人防护有帮助,还可以不必对需要帮助的艾滋病人存有不必要的戒心。因此,她经常带一些宣传小册子,给工友们看,“既有了必备的知识,也可以配合卫生部门调查监测。”在她的带动下,该厂一些工友也由回避变成较为积极地配合监测。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防治宣传日,深圳市疾控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人们关注,全市艾滋病患者检出率不到30%,有70%的艾滋病患者还隐匿在人群中。在已查出的患者中,有90%以上是外来人员。而该中心近期对全市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外来工的一项调查结果,更让深圳这个拥有众多外来人员的城市,对防治艾滋病的形势有了新的认识。有近一半的被调查外来工不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承认自己有商业性行为的外来工有5%。市疾控中心专家表示,深圳对AIDS的监控一般锁定在酒店、按摩院、发廊的性服务者和同性恋人群等,而外来工正成为新的艾滋易染群体,对外来工的监测目前还无法全面展开。

  “其中还存在监测不到的地方,尤其是新出现的一些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从事非固定性行为或性服务的外来女工,对她们的监测干预尤其困难。”一些艾滋病基层防治监测点的工作人员说。记者日前经过多次暗访,近距离接触发现,这些“厂妹”不同于一般性服务人员,她们有固定的正当工作与男友。“因为隐蔽性和非常规性,目前对她们监测干预较困难,加上她们缺乏自身防护知识,感染病毒的几率会更高。”市计生部门的专家由此担心艾滋病毒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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